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实现文化自信和建设文化强国的核心路径。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儒家文化贯穿了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发展脉络，蕴含着中华文明最深层的精神内核。为深入探寻这一精神内核的历史渊源，夯实文化自信的认知基础， 2026年3月9日，国际知名文史及汉学研究学者、北师香港浸会大学校长陈致教授应邀主讲了题为《是先有儒家后有孔子，还是先有孔子后有儒家》的“思政第一课”。依托出土文献、古文字考据与先秦文史研究，陈校长对儒家的起源与形成这一困扰学界近百年的经典命题进行了系统梳理，并作出深度回应，引发了师生的热烈反响。讲座由教务长李建会教授主持。

李建会教授主持讲座

陈校长从民国学术史切入，重点介绍了傅斯年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撰写的两篇影响深远的文章——《夷夏东西说》与《周东封与殷遗民》。傅斯年在文章中提出了颇为大胆的观点：夏、商、周三代的嬗变，并非单纯的朝代更替，而是不同族群争夺中原核心资源的历史过程。尤为颠覆传统认知的是，傅斯年认为殷商的礼乐文化远比周人发达；周人武力灭商，从文化层面看实为后进征服先进。胡适读罢傅斯年的文章，誉之为“发千古之覆”，并随即撰写长篇文章《说儒》。胡适指出，孔子是殷商王族后裔，乃微子启的后代，其先祖在宋国，后在政治斗争中败走，辗转逃至鲁国，此后孔氏家族便以鲁人的身份世代传衍。胡适进而提出，所谓“儒”，正是殷亡之后失去政权、以治丧相礼为业的殷商遗民群体。这批亡国移民以柔道人生观忍辱负重，历五百年而至孔子，方才一改为刚毅宏大，发展出儒家学派。

陈致校长演讲中

关于“儒”字本身的含义，陈校长引用了丰富的文献与出土证据进行多维度剖析。先秦时期“儒”不仅是一种学派，似乎还是一种职事。根据《墨子》记载，早期的“儒者”专事丧葬礼仪，并以此谋生，带有“衣食之端”的功利色彩。汉代扬雄以“通天地人”界定儒者，许慎以“柔也，术士之称”定义其职业性质，郑玄则强调儒者“能安人、能服人”的社会功用，《汉书·艺文志》则将儒家上溯至“司徒之官”，谓其职责为“助人君顺阴阳、明教诲”。《论语·雍也》中亦记载，孔子曾告诫子夏“女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可见“儒”在孔子眼中已是涵盖不同层次的社会职类。陈校长特别提到古文字学家徐中舒的观点，认为甲骨文中的“儒”字本义为“沐浴”，与祭祀活动有关，盖因“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但陈校长通过系统检索甲骨文与金文中的相关字例，发现其中并未出现具有“儒家”含义的“儒”字——相关字例多为人名、地名等专名，难以坐实其与儒家起源的关联。陈校长坦言，这一议题至今仍无定论。

陈校长还分享了他亲赴南昌海昏侯刘贺墓考古现场考察的经历。他指出，《史记》记载孔子身长九尺六寸，但据海昏侯墓出土的漆屏风记载为七尺九寸，显然后者更合情理。海昏侯墓中发现了《论语》竹简，因其中含有《知道》篇，可推断属于《齐论》版本，而刘贺的老师王吉正是《齐论》的主要代表，这一发现为研究《论语》版本提供了珍贵实物。

关于儒家的历史命运，陈校长指出，孔子生前周游列国，其学说屡遭排斥，在战国时期亦非显学。入汉以后，叔孙通为刘邦制定朝廷礼仪制度，使儒术开始进入政治视野。至汉武帝重用董仲舒，儒家方在意识形态层面确立统治地位。对于这段历史，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持批评态度，认为叔孙通、董仲舒均偏离了儒家的道统，真正的道统在孔子、子思、孟子、曾子、陆象山、王阳明一脉相承的心学传统中。牟宗三还提出“良知坎陷说”“老内圣开出新外王”等理论，试图将儒家的道德理性与知识理性相衔接，为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化开辟路径。

现场学生提问

在讲座互动环节，有同学问及孔子所复之礼究竟是周礼还是商礼，陈校长指出孔子所言周礼多渊源自商礼，二者关系密切，难以截然分割。另有同学问及地域与思想传统的关系问题，陈校长以清代考据学的传播过程为例进行了回应。关于儒学是否为宗教的讨论尤为热烈，陈校长结合牟宗三的“内在超越”（immanent transcendence）与曾昭旭“不具备宗教形态，但有宗教功用”的观点，指出儒家致力追求道德修养，与西方一神教迥异其趣，但其精神境界同样具有深刻的超越性。

本次“思政第一课”，陈致校长以翔实的文献梳理与严谨的考据功夫，系统呈现了儒家起源问题的学术史面貌，不仅厘清了先秦文史的发展脉络，而且深入剖析了孔子与儒家的逻辑关联，使同学们接受了一次深刻的学术与思想洗礼，加深了对儒家文化的理解，领略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从而增强了传承中华文脉的责任感，也更加坚定了文化自信。

文字：中国语言文化中心 罗珍

图片：中国语言文化中心 刘勇